【AI创作】苏联解体：一场复杂的“系统性故障”分析
出于对苏联解体过程的好奇，阅读了相关资料和文献，在此基础上总结分析，然后将结论灌给AI，做了一篇文章，希望大家借助苏联解体这个历史事件来掌握一种思维模式，学会系统性地分析和思考，不要掉入“简单化”的陷阱。
为确保文章具备严谨性、符合客观事实，提示词和文章内容有改动，改动方式包括修正语法问题、事实核查与修正、补充细节（例如俄语单词和注解）、人工增加图片等。
内容
在我们很多人的认知中，苏联解体似乎是一个已经盖棺定论的故事：一个曾经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因为没有坚持住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推行了“西化”改革，最终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之下轰然倒塌。这是一个简单、清晰、能激发强烈情感的故事。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苏联解体过程中的细节，会发现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层层的迷雾之下：历史不是简单的黑白对错，更像是一块由无数根不同颜色的丝线交织而成的、复杂而精密的织锦。当我们拨开迷雾，仔细审视苏联解体前后的种种细节时，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历史的必然性，往往隐藏于多重因素的非线性交织之中。
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是要为谁辩护或指责谁，而是抛开政治立场，不谈谁对谁错，从客观事实入手，还原一个更加复杂的历史场景。对于这种级别的历史事件，根本不存在一个简单、唯一的答案。我们关注的不是结论本身，而是分析复杂性的方法。理解这一点，远比知道任何一个简单的答案更有价值。
第一层：一场“拯救国家”的行动，为何敲响了苏联的丧钟？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苏联解体的直接导火线，并非来自外部颠覆，而是一场由苏联党内最坚定的捍卫者（保守派）发动的、旨在“挽救党和国家”的行动。
这就是著名的“819事件”。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等一批党内元老和高层，眼看着苏联总统1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让国家一步步走向“失控”，决定发起行动，将正在度假的戈尔巴乔夫软禁，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他们的初衷非常明确：阻止苏联走向分裂，拯救党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好心”。
然而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他们派去控制莫斯科局势的精锐部队，在面对成千上万走上街头抗议的莫斯科市民时，迟疑了，甚至出现了倒戈。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站在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演说，号召民众“反对政变”。
一个反常的场景出现了：一边是试图“挽救联盟”的苏共高层，另一边是呼吁拒绝执行命令的俄罗斯总统，军队和民众最终选择了后者，结果行动在短短三天内就以失败告终。
这次失败的行动，非但没能挽救苏联，反而彻底摧毁了苏联共产党的威信，让原本只是拥有俄罗斯主权的叶利钦，瞬间成为了掌控全国局势的关键人物。苏联的命运，在这短短三天里，被推向了终点。从8月22日行动失败开始，苏联又经历了苏共解散、各加盟国独立等重大事件，直到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时代正式结束。
这就是历史的第一层复杂性：“好心”可能会办坏事——一场以拯救国家为目的的行动，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补充说明：当时俄罗斯不是苏联时期吗，怎么还有一个俄罗斯？
苏联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一个由15个名义上拥有主权的国家（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而俄罗斯（全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可以认为苏联是一个集团公司，而俄罗斯是下面的一个子公司，而且是集团旗下最大、最赚钱的子公司。
在819事件中，“俄罗斯”能够控制“苏联”局势，又有一系列地理上的原因，即苏联和俄罗斯的首都（首府）都在莫斯科，而俄罗斯又是苏联内部最大的加盟国，占了绝大部分领土和资源，结果就变成了，虽然俄罗斯是下级，但如果他开始不服从上级苏联的领导，上级也拿他没办法。
那么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有两个总统呢？因为苏联是代表整个国家的中央政府，而俄罗斯作为苏联里面的一个“国”，也会有这个俄罗斯国的总统。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在法律上宣布主权，实际上挑战了苏联中央政府的权威，形成了“一国两主”的权力冲突局面，俄罗斯总统也不再服从上级领导苏联总统。这个现象在中文语境下又称为“叶利钦效应”。
第二层：一个“反中央”的党内高官，为何能一呼百应？
这里的关键人物是叶利钦。叶利钦并不是什么“西方间谍”或“持不同政见者”，他曾经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体制内的标准高层，又因多次“反中央”最终在1988年2月被踢出政治局。他之所以能掌握局势，有两个关键原因：
- 体制内的失意与转向：叶利钦因其激进的改革主张，在苏联党内受到排挤，仕途不顺。这让他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绕开党内晋升的阶梯，直接走向民众。
- 民选总统的权威2：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恰恰给了叶利钦这个机会。1989年戈尔巴乔夫推行全国人民代表选举，叶利钦以89.4%得票率当选苏联人民代表，重返政坛。1990年5月俄罗斯联邦举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他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6月12日，他以57.3%得票进一步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那在“819事件”中，军队为什么没有坚持“听党指挥”，而是选择倒戈，服从叶利钦领导了呢？
一场政变，不能简单地靠“政”来“变”，必须有听话的军队做后盾，行动才能成功。在819行动前期，前往莫斯科的部队当然是精心挑选过的、“听党指挥”的部分。然而由于前往莫斯科的军队接到的命令是“维持秩序”而非“镇压”，当莫斯科民众上街抗议，叶利钦也在坦克上演讲时，部队士兵陷入了混乱，不知道该听哪个领导的安排，也不知道应当如何行动，只好消极待命。
那么该听哪个领导的安排呢？
- 一方面，党的领导已经被下属软禁，那些下属临时成立了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 另一方面，对面是刚刚通过选举程序产生的、合法的俄罗斯总统
前者的领导“与我无关”，对士兵和民众来说不那么“权威”，而后者是“由我们选出来的”，天然具备权威3，再加上莫斯科是俄罗斯的地盘，当然要选择听俄罗斯总统的话。
这就揭示了历史的第二层复杂性：一个事件的走向，往往取决于其内部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无意中为自己的反对者提供了最致命的武器——权威4。
第三层：好好的国家，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改革？
叶利钦控盘是苏联改革“改坏”的结果，那么我们自然需要探究苏联启动改革的深层动因。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GDP第二的经济强国，作为一个国力强盛的大国，怎么不仅在搞改革，而且还给改坏了呢？
简单来讲，如果苏联真的是一个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他们是没有必要改革的，但事实是，到了80年代，苏联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 经济上：由于长期错误的经济政策，国内经常出现物资短缺的现象，人们为了买面包和生活用品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形成了特有的大规模、普遍性、常态化的排队现象（Очередь）。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却被美苏冷战中无休止的的军备竞赛和阿富汗战争拖垮，难以用于国家建设和改善民生。
- 政治上：苏共的官僚体制腐败滋生，既得利益者（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字面意思是“名单”，可粗略地理解为苏联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享有各种特权，与普通民众的生活脱节，导致党的威信一落千丈，人民普遍感到不满和厌倦。
- 意识形态上：由于长期经济和政治困境，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信仰已失去说服力。即便人们不敢公开反党，“厨房政治”（Кухонные разговоры，字面意思“厨房谈话”，指在厨房等私人场合谈论“反党”内容）、“地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指私下散布“反党”宣传）、“笑话”（Анекдот，指苏联政治笑话）等现象也严重地解构了官方的意识形态。1986年发生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又是一个关键的黑天鹅事件，由于事件非常严重，加上苏联政府的掩盖和不当处置，极大地动摇了人民对党的信任。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在国家面临崩溃边缘时的一种自救尝试。他希望通过经济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字面意思是“重建”，特指该改革）、“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字面意思是“公开”，又可翻译成“开放政策”，同样特指该改革）等改革来解决这些积重难返的问题。
然而戈尔巴乔夫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5：由于经济改革本身犹豫不决、措施不当，其失败反而加剧了混乱，从而使政治改革中的公众不满释放得更加猛烈，加上政治改革又过于理想化，“开放”的节奏过快，进一步加速了局势的失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819事件”中，当苏共保守派试图挽救党和国家时，等来的却是民众的抗议。因为在当时的许多苏联人看来，他们要维护的那个“旧秩序”，正是造成自己生活困顿、国家停滞不前的根源，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去捍卫早已失效的“信仰”。
历史的第三层复杂性在于：一个看似稳固的庞然大物，其内部可能早已百孔千疮。改革不是导致崩溃的原因，而是内部危机的必然反应。
第四层：加盟国为何纷纷独立？东欧为何剧变？
苏联的政治改革不仅仅是莫斯科的政治斗争，也是15个加盟共和国的系统性危机。与很多人认知不同的是，苏联解体并非是“819事件”之后的结果，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个加盟国已经自行宣布或正在准备脱离苏联6。“819事件”不是“产生”解体，而是解体的“催化剂”。
为什么这些加盟共和国都急着要走？
原因很简单：跟着“老大哥”过不上好日子了。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各加盟国民族不同。早在80年代末，苏联国内的民族矛盾和经济困境就已经导致人心涣散。当苏联中央政府无法再为各加盟国提供经济上的好处，反而需要他们不断“输血”时，离心的倾向就不可避免。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承认“主权自决”（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е）的政策，为这种离心力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出口。
东欧剧变为苏联内部的加盟共和国提供了“脱离是可行且安全”的有力示范。需要说明的是，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7，大多不是像中国、越南或古巴那样通过自身革命建立的，而是在二战后由苏联红军主导建立的，因此与中国、越南和古巴“爱国拥党”的价值观正好相反，在东欧民众看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苏联殖民的象征”，“爱国”往往和“反共”是同义词8。在这个社会基础上，在东欧主张“推翻共产党”（注意不是“消灭共产党”）9尽管会遭到官方强力压制，但在民间看来，这不仅不是负面的“反党反革命”、“西方渗透”、“XX奸”，而且还是正面的“民族解放”、“独立自主”，所以即便美国和西方国家不去发动“和平演变”，东欧国家民众自己也有意愿和动力去“推翻苏联殖民统治”。
当苏联自身陷入困境，无力也无意再去干涉东欧事务时，这些国家的政权更迭就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发生。这一切，都让苏联的加盟国看到了独立的可能和希望。这股不可逆转的独立思潮，使得苏联中央政府在“819事件”之前，就已陷入权力被架空、权威被侵蚀的解体困境。
历史的第四层复杂性在于：一旦中央权威（苏联）陷入困境，长期被压制的民族主义和地方精英利益就会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离心力。东欧的剧变为苏联加盟国提供了“独立可行性”的范本，证明了这种由内部矛盾驱动的崩溃，是无法通过强力压制来解决的。
补充说明：为什么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核心，却要反过来架空苏联？
这主要是由俄罗斯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驱动的。
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精英认为，强大的“苏联中央”不仅限制了俄罗斯自身的权力，还在经济上通过中央财政“抽血”，用俄罗斯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去补贴其他较为贫穷的加盟共和国，相当于老大哥好不容易挣到钱，不仅要给父母上交生活费，还要养活自己的兄弟姐妹。因此，他们打出“俄罗斯主权”的旗号，目的在于：
- 摆脱苏联中央的控制，让权力归于俄罗斯自己；
- 甩掉其他加盟共和国这个“经济包袱”。
这本质上是俄罗斯地方精英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选择“拆毁”整个苏联框架的行为。
第五层：苏联的“掘墓人”，竟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
“819事件”中，几位领导在努力挽救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关头，其他苏共党员，尤其是既得利益者（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呢？
1991年8月23日，叶利钦下令暂停俄罗斯共产党活动，并限制苏联共产党活动。8月25日，叶利钦下令将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资产国有化，没收了共产党的资产。1991年11月6日，叶利钦下令禁止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在俄罗斯的活动，并解散其组织机构。通过一系列措施，叶利钦亲手终结了苏联共产党。
这个决定是谁在支持？是广大的俄罗斯人民吗？不完全是。既得利益者也在支持决定，所以叶利钦的命令能得以贯彻执行。
这些人最先意识到，旧体制已经无法为他们带来更多利益：在旧体制下，他们虽然拥有权力，但这些权力无法合法地变成个人财富，更无法传给子孙后代。他们发现旧体制即将崩溃，便想要寻找机会弃船逃生，不再继续守护旧的体制，让自己的风险最小化。“民主化”和“私有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遇，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新旧体制转换的混乱时期，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工厂、矿山、石油公司）以极低的价格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摇身一变从一个“人民的公仆”，变成一个合法的亿万富翁、寡头（Олигарх），再通过建设“民主制度”方式来“合法地”巩固自己的成果10。
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权贵私有化”（Приватизация）。他们支持叶利钦，支持后续的“休克疗法”，并非出于对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信仰，而是出于个人利益考量和理性计算。这是一种“坏心”，但它客观上“办成”了苏联政治与经济转型这件大事。
这也是历史的第五层复杂性：推动历史变革的，不一定是理想主义者，也可能是最精明的投机者。一个制度的崩溃，往往源于其内部既得利益者的背叛。
第六层：美国和西方在忙什么？
说了这么多内因，那么外因呢？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事实可能令人意外：他们当时更多的是一个困惑的“旁观者”，而非运筹帷幄的“操盘手”。
整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的学术界和情报界主流观点依然认为苏联虽然陷入困境，但短期内不会崩溃。当柏林墙倒塌时，他们感到震惊；当苏联最终解体时，他们更是措手不及。
当时的美国政府，更担心的是一个核大国在一夜之间崩溃所带来的混乱——数万枚核弹头会流落何方？会不会爆发内战？因此即便是819事件发生以后，他们的首要任务也是确保自己及盟友局势的稳定，而不是推波助澜。可以说，他们对苏联的衰落乐见其成，但对苏联的突然崩溃感到恐惧和不知所措。
需要说明的是，在美苏冷战期间，西方国家长期对苏联实行遏制战略（containment），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针对苏联采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措施，极大地加重了苏联的负担：
- 经济战：由于苏联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石油出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措施，联合沙特压低全球油价，对苏联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使其外汇收入锐减，极大地加重了其经济危机和财政负担。
- 军备竞赛：推出“星球大战”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字面意思“战略防御倡议”，“星球大战计划”是中文俗称），逼迫苏联投入本已稀缺的资源进行不对称的军备竞赛。
- 代理人战争：在阿富汗大力资助和武装“圣战者”11，将苏联拖入战争泥潭，持续让苏联“放血”。
- 意识形态战：加强“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等宣传工具的力度，支持波兰团结工会等东欧内部的反对力量。
这又是一层历史的复杂性：西方的这些行动属于长期性的、结构性的外部压力，并不是在1991年前后直接“策划”、“导演”或“推动”苏联解体的力量，也不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苏联的爆炸能力内生于系统结构，并非西方国家凭空创造，虽然西方也在持续不断地给这颗炸弹加压，然而给炸弹点火并最终导致爆炸的，仍然是苏联自己。将苏联解体简单归结为“西方的颠覆”，既高估了对手的能力，也麻痹了对自身问题的反思。
一个假设：假如戈尔巴乔夫调整改革策略？
让我们再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戈尔巴乔夫像中国吸取苏联解体教训一样吸取教训，采取经济上改革开放、但政治上严防死守、全力避免被“和平演变”颠覆的“中国模式”，苏联能避免解体吗？
答案很可能是：不能，而且可能会以一种更惨烈的方式解体。
我们通过一张表格来对比80年代苏联和中国的情况，并说明为什么苏联无法吸取类似教训：
| 类别 | 苏联 | 中国 |
|---|---|---|
| 国际环境 | 苏联本身就是西方的头号敌人 | 中国被西方视为可以联合对抗苏联的伙伴 |
| 经济环境 | 苏联是一个高度城市化、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但其工业是严重畸形的“军工复合体”，而且80年代中期，全球油价暴跌，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苏联财政濒临破产 |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结构相对简单，拥有庞大的、渴望脱贫的农业人口，社会机会更多 |
| 民族构成 | 苏联的俄罗斯族仅占总人口约50%，它本质上是一个由15个拥有不同语言、文化、历史甚至宗教的“国家”组成的联盟 | 中国拥有超过90%的汉族主体民族，民族问题是区域性的，不会引发全国危机 |
| 领导人权威 | 戈尔巴乔夫只是官僚体系选举出的“一代领导”，其个人权威不足以推动高难度的铁腕改革 | 邓小平拥有通过长期革命和战争建立起来的、无可争议的个人权威，各级官员都会服从他的领导 |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
- 中国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绩，是因为国内外环境友好、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改革也能被顺利（相比于苏联）推行，就像新勘探的油田一样，只要钻井就能采出石油；
- 苏联不具备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那样的友好条件，又像已经过度开采、机器运转不灵、输油管道又被竞争对手四处围堵的油田，难以通过经济改革来增大产量，而实行严防死守的政策又会像堵塞油泵一样，激发内部的政治与民族矛盾，使内部压力越来越大，当最终无法承受时，其结果可能不是相对和平的分裂，而是一场不同民族之间的血腥内战12。
结合前面各层次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严防死守”的局限性——苏联已经是一个到处漏水的筛子，就算戈尔巴乔夫用“正确”的模式“改革”，用魔法让海水把西方国家彻底淹没，再用魔法让“叶”利钦彻底消失，也无法消灭遍布各加盟国的“枝”利钦和“根”利钦，最后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
从这个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虽然充满争议和失败，但它或许无意中避免了一种更坏的结局。
结论：走出“非黑即白”的思维陷阱
回顾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得出最重要的警示：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而非单一因素的结果：
- 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好人打败坏人”或者“外敌颠覆我国”的故事，而是由无数内外因素、长期与短期因素、个人与系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历史评价不能“二极管”：苏联党内保守派的“好心”办了坏事，而苏联既得利益者们的“坏心”客观上推动了转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既是自救的尝试，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任何一方，都是对历史的粗暴简化。
- “非黑即白”是政治宣传，不是政治本身：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标签化、敌人化，是政治宣传的常用手段，因为它易于动员和传播。但对于真正想要从历史中学习经验和教训的人而言，这种思维方式是危险的，它会让我们看不清自身的真正问题。
苏联解体对我们而言，不应仅仅是一个防范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警世故事，更应是一面镜子，只有充分认识历史，我们才能保持更加清醒和警惕，更加理性地看待各种社会现象，不受任何简单化的论断所轻易影响，避免重蹈覆辙。
元数据
模型：Gemini 2.5 Pro
写一篇文章《苏联解体：事情并非看起来那样简单》，面向将苏联解体视为西方国家颠覆结果的人，通过一层层分析苏联解体的过程，来证明以下结论：（1）很多历史事件并非看起来那样简单；（2）一个正常的历史事件不会非黑即白，好心可能会做坏事，坏心也可能做好事；（3）非黑即白是政治宣传，不是政治
介绍苏联解体过程（注意先进行事实核查）：
（1）苏联解体最初是共产党保守派为了挽救党和国家，决定软禁戈尔巴乔夫，接管国家（819事件），然而他们派到莫斯科的部队并没有严格执行命令，被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掌握了局势，结果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就完了
（2）为什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反党”还能掌握局势呢？因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加上叶利钦在党内仕途不顺，改走民众路线，成为民选总统，有足够威望，俄罗斯境内的民众和军队都支持他
（3）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改革呢？为什么苏联保守派试图挽救党和国家，却遭到民众抗议呢？因为苏联经济政治困境，苏共统治已经不得人心
（4）为什么苏联各加盟国会脱离苏联呢？因为苏联经济政治困境，各加盟国已经不听苏联话，加上东欧剧变，大家都希望脱离苏联。
（5）为什么会有东欧剧变呢？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府的成立方式不同于中国国内革命，他们是在苏军占领下成立的，所以民众本来就将共产党视为“苏联殖民象征”，在此背景下，反共=爱国，而且80年代末已经开始东欧剧变。
（6）为什么俄罗斯杜马会宣布共产党非法呢？因为这些“权贵”已经发现共产党体制已经难以谋利，而趁机支持民主化转型，承认私有化，可以利用共产党留下的资产合法地谋利
（7）在苏联解体期间，美国和西方国家做什么破坏或颠覆工作了吗？
（8）做一个假设，假如戈尔巴乔夫吸取教训，拒绝“公开性”改革，防止一切“不稳定因素”，苏联会如何解体呢？
注意内容要通俗易懂。编写完成后，反复用客观评价以下版本，客观评价文章内的问题来获取意见和建议，改进文章，另外反复挑选文章个别字句进行事实核查，站在反对者甚至抬杠者的立场上与AI进行辩论，以确保文章逻辑严谨。
注释
苏联最高权力职务曾长期集中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手中。1990年3月，苏联设立了国家元首职务“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通过兼任此职，将国家最高权力从党（总书记）转移到国家行政系统（总统）。戈尔巴乔夫也是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位“总统”。↩︎
严格来讲应该叫“合法性”（legitimacy）。如何理解“合法性”这个概念呢？我们讲两个例子：在古代中国，皇帝把位置传给他的嫡长子，臣子和百姓会天然地服从这个太子，但皇帝随意把位置传给女儿或庶子，就会引发混乱，甚至出现宫廷事变，这就是有和没有“合法性”的区别。到了现代，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法定投票程序产生的，官员和民众会天然地服从他，如果某个人通过政变、内战或者侵略战争获得了权力，官员和民众就不会轻易服从，这同样也是具备合法性和不具备合法性的区别。↩︎
军队不听指挥还有一系列复杂原因，包括苏联经济困境带来的经济影响、戈尔巴乔夫“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改革带来的意识形态影响，以及俄罗斯争取主权、架空中央政府的影响。↩︎
严格来讲应该叫“合法性”（legitimacy）。如何理解“合法性”这个概念呢？我们讲两个例子：在古代中国，皇帝把位置传给他的嫡长子，臣子和百姓会天然地服从这个太子，但皇帝随意把位置传给女儿或庶子，就会引发混乱，甚至出现宫廷事变，这就是有和没有“合法性”的区别。到了现代，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法定投票程序产生的，官员和民众会天然地服从他，如果某个人通过政变、内战或者侵略战争获得了权力，官员和民众就不会轻易服从，这同样也是具备合法性和不具备合法性的区别。↩︎
具体来讲：苏联的经济改革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路径和方法上有巨大差异。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等方式，从体制外围入手，逐步放开市场，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更为激进和混乱，他试图在保留旧的计划经济体制骨架的同时，进行企业改革，导致“新旧体制”互相掣肘，未能有效提高生产力，反而加剧了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可以说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苏联则是“一步踏入激流”。↩︎
在“819事件”之前，苏联各加盟国中，立陶宛（1990年3月11日）、格鲁吉亚（1991年4月9日）已经自行宣布脱离苏联，俄罗斯（1990年6月12日）自行宣布主权独立但未脱离苏联，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也已经举行独立投票，正在准备脱离苏联。其他加盟国（含俄罗斯）则在1991年8月至12月底全部脱离了苏联。苏联解体后各国又组建了“独联体”，但“独联体”成立之初主要是为了处理各国脱离苏联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而非重建联盟。↩︎
东欧国家中有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叫“共产党”，例如东德叫“德国统一社会党”、波兰叫“波兰统一工人党”、匈牙利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等。文中的“共产党”包括这些名字不带“共产党”字样但意识形态相同的执政党。↩︎
例如1956年匈牙利起义、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80年代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以及东欧剧变时期的各国政权更迭，都是同时把争取民族独立和推翻共产党当作行动目标的事件。↩︎
“推翻共产党”不等于“消灭共产党”，东欧多数国家的目标是摆脱苏联影响，让共产党下台，而非让其彻底灭亡。事实上，在东欧剧变以后，这些共产党多改组为“社会党”或类似名称后继续参与政治。↩︎
“民主制度”如何为寡头服务？在旧的苏联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特权来自于他们在党内的职务，这种特权带来的利益是非法的、不稳定的、且无法继承的。而通过“私有化”攫取财富后，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和政治体系，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及其配套的法治（Rule of Law）恰恰提供了这样一套框架。因此他们支持“民主化”的真实目的，并非为了拥抱西方或为人民争取权利，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能让他们的非法所得“合法化”，并能代代相传的制度保障。↩︎
很多人误以为“圣战者”是塔利班或其前身，甚至将其与后来的“9·11”事件联想到一起。实际上“圣战者”并非单一的组织，而是众多武装团体的联合体。苏联解体后，阿富汗陷入内战，圣战者组织瓦解。塔利班则是于1994年成立，虽然部分成员来自圣战者组织，但塔利班与圣战者并非继承关系。以“9·11”闻名的本·拉登曾深度参与圣战者组织，后来与塔利班也有深度合作，但并非圣战者和塔利班的正式成员。↩︎
虽然苏联解体过程大体上是和平的，然而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仍然爆发了不少与民族矛盾相关的战争，例如南斯拉夫内战（1991-2001，多次、多地发生）、俄罗斯车臣战争（1994-1996、1999-2009）等。和平解体都如此，假如苏联以非和平方式解体，核武器又失去控制，战争范围和规模可想而知。↩︎